以此作基,國家對普通民眾生命的尊重將走向深遠。我們不能預測災難,但是我們可以預測這種人文關懷必成大勢。

從輕視民本的不堪歷史中走來的中國,需要這樣的大勢為自身的健康發展“開道”。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悼念的儀式有時限,但是尊重民眾,體恤個體生命無時限。
在太長的歲月中,是民眾扛起了自然災難帶來的沉重壓力和惡劣后果,不僅生者扛,逝者也扛。生者獨自咬著牙抗爭著命運,逝者悄悄然遠去,沒有帶起社會大潮的一點漣漪。
國家對民眾生命權益的尊重,應當進行于“兩者”之間:既應尊重生者的權益,讓生者活得有尊嚴,又尊重逝者的權益,讓逝者走得有尊嚴。然而,與生者的權益得到越來越多的尊重相比,尊重逝者的權益,特別是讓其走得更有尊嚴,卻一直是一個需要大力促進的問題。

1990年6月通過的國旗法第十四條規定: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志哀。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全國政協常委、著名學者葛劍雄等提出了設立全國哀悼日的建議。隨后設立的舉國哀悼日凝聚了民心,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今天我們認識到,個體生命因災難而完結,不僅是個體和家庭的悲劇,同樣也是國家或社會的悲劇。我們再不能任由那些哭到無形的逝者的親人“或余悲”,而“他人亦已歌”了。尤其是在發生特別重大的災難時,他人的生命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相連,和整個國家的命運相連,只有調動國家和民眾的所有力量,才能揮去災難的陰影。

玉樹強震發生后,我們展開了一場特別迅速、特別有質量的救援,同樣,全國哀悼玉樹強震的遇難同胞,也表現了一個國家對于各個民族逝者尊嚴的極大重視,這是“汶川精神”的升級。
需要看到的是,舉國哀悼機制的出現,是對公民生命的尊重,是對公民價值的認可,同時,它也以強大的推力,迅速在社會生活層面普及了公民社會所對應的生命價值觀。那些在災難中逝去的同胞,享受了國家和人民最高的哀悼禮儀,他們的離世雖然不幸,但享有了尊嚴。讓生命富有尊嚴,不僅僅體現在生前,也體現在逝后。

國家層面的尊重生命、尊重逝者絕不是偶然現象,它來自于民間潮流的推動。近年來,尊重逝者的民間意識愈加強烈,這既有對歷史人物的尊重和追思,也有對同時代逝者的痛惜,所以我們看到,對抗戰大事件中包括英雄、平民在內的死難者的祭奠越來越自覺,對親戚、師長中逝者的追懷,也越來越成為常態,以至于報章都出現了“逝者”版面。當舉國哀悼機制建立之時,正是公民社會的生命價值觀在民間扎根之時。
從汶川到玉樹,我們感受到了“最悲哀的日子”的沉重,也領悟到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對個體生命最珍貴的紀念的分量。
此刻,因再次舉國哀悼大地震中的罹難同胞,全中國人心中涌起的是無盡的悲痛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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