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高額補貼還誘發許多騙補行為，在我國涉及到新能源行業和某些節能項目。這類騙補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是補貼沒有針對提高技術水平和企業競爭力的科研項目，而是直接以現金補貼了市場，特別是對企業預擬的生產(節能)能力建設予以補貼，致使不法者有可乘之機。
　　對新能源的補貼有相當部分轉嫁給了電力行業，環保要求提高帶來的電力成本增加與經濟不景氣的打擊迭加在一起，使許多國家的電力企業運營困難。作為歐盟主要電力供應者的九大能源公司聯合施壓，要求取消這類補貼。許多工業部門因為高電價增加了成本，利潤率下降，促使他們一批批遷往成本更低的北美和東亞。這對于傳統制造大國的經濟發展很不利，加大了走出金融危機的難度。顯然，歐洲的例子會對仍在加大補貼的國家有預警式的啟示。
　　在許多國家，政客為了選舉而籠絡人心，大開承諾補貼的空頭支票，有時可以達到上臺執政或繼續執政的目的。但空話填不滿赤字，其所造成的財政惡化的苦果或由其自食、或要繼任者吞咽。查維斯之后陷入嚴重社會動蕩的委內瑞拉面臨的正是后一種情況。還有一些國家將能源補貼轉化成人為壓低能源價格的暗補，但這種由政府強力扭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結果，必然使負面效應越積越大，價格逆差帶來的虧損最終還是要由社會、民眾負擔。對此，有的專家明確指出：“低能源價格加能源補貼，在多數實踐者那里是一種失敗的政策配套”。
　　如何進行合理補貼
　　向科技研發傾斜。既包括為創新所必需的偏基礎性研究，更包括直接為解決能源生產和降低成本服務的技術、裝備研制，還包括從實驗室到小型的“放大樣”、到規模逐漸加大的工廠化建設和試運行，甚至包括系統的環境評價、全過程能效和成本評價等配套的軟科學研究。沒有這些早期投入便不能迎來它們的規模化生產，而只有規模化生產才能更真實地評價其經濟效益和環境影響。退一步說，前期的科研投入不足，僅從發展綠色能源或滿足供應的良好愿望出發，拔苗助長式地靠補貼去直接拉動投產，發展中必然走彎路、欲速則不達。
　　向新領域傾斜。以油氣為例，從生產的可持續出發，必須不斷進行勘探開發的戰術性和戰略性接替。前者指老油區繼續發現新油藏、新油田，特別是要求老油氣區提高儲量動用率、老油氣田提高采收率;后者指在過去沒找到油氣田的新區、新領域發現新油氣田。這其實是不可再生的地下資源采掘業共同的發展道路，這就要求理論、特別是技術的創新。在艱苦的探索階段如果沒有政府的援手和政策扶持，是很難起步的。
　　對取得實效者補貼。針對某些騙補和交叉補貼的情況，補貼額不應以建設產能的數量來計算(即所謂“事前補貼”)。業內人士都知道，產能不等于產量，后者低于前者是常見的現象(如設備的定期或不定期檢修)。應以實際商品銷售量來計算補貼額(即所謂“事后補貼”)，這類似于外貿上的出口退稅。對某些節能減排項目，則以其經考核的實際效果“以獎代補”。如果要對油氣生產給予補貼，那只能計算其進入市場被有效利用的部分(即商品量)，而且氣的計量單位應是“標準立方米”或熱值單位，即必須從井口產氣量中減去各種損耗量、自用量并除去各種無效甚至有害的雜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