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者不僅僅是員工，中高層也有抵制和陰奉陽違。該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尉文淵這種節約成本的思路不能說錯，但人都有惰性，本來這個活10個人干，理論上6個人就夠了，最好的方式是保留8個人，給員工一個緩沖。而尉的做法可能是保留5個。過度縮減成本反而突破了維持人員心理平衡和保持最大效率的那個點。而另一個層面，大量壓縮成本的結果之一就是，業績也被同時壓縮。
　　更重要的是，再正確的戰略和變革都要執行到位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恰恰在這一點上，尉文淵缺乏足夠的掌控力。一位接近華銳的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韓俊良任總裁期間，華銳很少人敢提不同意見，韓對所有的高層都極其嚴格，對華銳擁有極強的控制力。原因在于，幾乎所有中層干部和大部分高層，都是韓俊良從大連重工帶過來的。
　　尉文淵則不同，要駕馭這樣一支習慣了在市場上攻城略地，相信高投入、高產出的隊伍并不容易，況且還要在短時間內啟動大量觸及個人利益的變革。上述人士表示，如果從下往上反映沒有那么及時，沒有那么真實，尉文淵看到的就是一種假象，基于假象去做判斷，也就是錯誤的判斷。尤其這么大一家企業要在短時間內進行全方位的變革，這并不現實，也不符合華銳的實際情況。
　　盡管尉文淵十分努力，但在許多內外部人士看來，這場旨在糾偏轉型的、充滿財務投資者思維的變革，還是顯得操之過急了。
　　轉型繼續
　　韓俊良與尉文淵，一個擔任董事長，一個擔任代理總裁，在公司治理方面其實是個不錯的搭配。長時間來看，如果能夠耐心推進，華銳的轉型之路頗為可期。
　　然而，2013年春節之后，自曝會計差錯引發的財務造假風波，將轉型中的華銳再次推上風口浪尖，并引發了新一輪人事動蕩。3月7日，華銳風電發布公告稱，公司經自查發現，公司2011年度財務報表的有關賬務處理存在會計差錯，導致該公司2011年年報披露的凈利潤數據虛增了1.68億元。
　　幾天之后，作為華銳風電創始人，韓俊良就以個人原因辭去董事長一職，尉文淵接任。這實際上又回到了董事長、總裁一人擔當的局面。
　　“董事會高度一致，有錯必糾，但顧慮是有的，一個企業突然報出來這么一個造假的東西，對企業有什么影響?”尉文淵告訴記者，在上市公司中這種自己主動披露會計差錯的事情少之又少，華銳可能是第一家。
　　對于華銳主動披露的原因外界眾說紛紜，有的甚至聯想到了宮斗等陰謀論，但來自華銳內部的信息比較一致：財務總監發現這個問題就往上報，董事會成員一致同意主動公告，原因在于高度的上市公司的責任感。
　　但一位投行人士接受本刊采訪認為，上市公司出于道德感主動披露差錯可信度較低。他表示，大多數情況下上市公司的“主動披露”都是由于受到了證監會調查，不得已披露，或者已經紙包不住火。今年以來，新任證監會主席肖鋼掀起雷厲風行的稽查風暴，特別是集中翻查舊案，被認為是華銳選擇主動披露的大背景。
　　至于當年會計差錯的原因，一種解釋是，根據《證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公開發行證券并在主板上市當年營業利潤比上年下滑50%以上，將對保薦人追責，一段時間內證監會將不受理其推薦的項目。而根據2011年華銳風電年報，即使不考慮虛增，其營業利潤也同比下降83%。
　　無論真相為何，財務問題的暴露成為尉文淵離開華銳的催化劑和導火索。
　　5月13日上午，尉文淵按原計劃到上海出差，討論華銳6兆瓦大型機組試驗樣機的問題。下午，仍然按原計劃飛回北京召開法律層面的董事會議。他自己也沒想到，在這次法律問題的會議上，將結束他的華銳董事長生涯，“一點征兆也沒有，很突然。”他如此說。
　　第二天下午，按照約定，尉文淵還見了原紐交所駐華代表，然后把東西簡單收拾后就離開了公司。走之前，他扯下了專門找人寫的兩塊匾。
　　當天，他就登上了回家的航班。臨走之際，他對一些華銳舊部說，這個改革要堅持下去，有些東西自己評估后，認為方向是對的，路徑也是對的，必須要好好堅持，否則華銳重新崛起可能會很難。
即使是當時持不同意見者，對尉文淵的變革也非全盤否定，而是肯定了尉文淵的貢獻。在他們看來，尉文淵打破了華銳風電一直以來的某種局面，尉文淵所啟動的轉型也應繼續推行下去。
　　“這家企業要想長期存在，必須得轉變它的管理模式，還有用人模式，像其它上市公司一樣，應該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公司。”一位長期觀察華銳的人士認為，華銳有大量大連重工背景的干部，他們在創業期做出了突出貢獻，但企業需要引入更市場化、更多元的人才，并處理好與大連重工等股東方的關聯交易關系。
　　如今，風電行業再想回到前幾年的發展步伐已經不可能。正如南車時代投資總經理王鵬所說，這個行業透支太多，能回歸正常尚屬不易，華銳現在應該做的就是耐心轉型，練好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