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德班工作平臺將公約下談判（即新的議定書或其他法律框架）的生效時間節點直接劃到了2020 年。這一劃分看似簡化了2020 年之前的工作，即針對2020年前的減排，只談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不在京都議定書下的國家，則通過哥本哈根協議各國自下而上報上來的減排目標（我們簡稱哥本哈根減排模式）來實施減排就可以了。看起來這個結果皆大歡喜，然而背后危機四伏。首先，京都議定書下有法律約束力減排目標的國家總排放量僅占全球總體排放量的不到20%，特別是加拿大在德班會議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后，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如俄羅斯、日本和澳大利亞也準備伺機開溜，真正堅挺京都議定書的只剩下歐盟和其成員國。其次，2020年前的氣候變化格局變得異常不合理，同樣是承擔減排責任，不受京都議定書約束的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可以自下而上自由地提出減排目標，而在京都議定書約束下的國家則需要受國際法律框架約定完成減排。這樣的安排本身就很不平等，也會進一步瓦解京都議定書的法律效力，使更多國家步加拿大后塵脫離議定書的約束。另外，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談判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比如第二承諾期的時間長度問題。第一承諾期從2008 年到2012年一共四年。如果繼續沿用四年制，則第二承諾期是2013 到2017 年。而德班平臺所要解決的是一個在2020 年后才開始生效的新協議，那么從2017 年到2020 年會出現一個三年的缺口。承諾期時間長短只是其中一個問題，旨在說明在2012 年要解決的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問題十分復雜。
　　更難的地方是德班平臺接下來四年（2012-2015）的工作。上文所言，目前很明顯有兩種不同的減排模式，一種是京都議定書所代表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模式，另一種是松散的沒有法律強制約束力的哥本哈根減排模式，兩種方式相差甚遠。京都議定書很顯然是歐盟力主的方式，而哥本哈根模式則得到了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擁護。這樣的分歧從2009 年哥本哈根協議的出現就埋下了伏筆，并且兩條道路越行越遠。德班平臺這四年的分歧就會圍繞著這個核心問題而不斷展開。當然，也有分析人士稱，這場爭論沒有懸念，因為雙方孰強孰弱，一眼即明：中國和美國湊到了一起，歐盟豈奈何？然而，明顯的一場大戰還是在眼前的，誰也說不清這事情的結果究竟如何，更不會知道這未來四年氣候變化談判的過程會如何跌宕。
　　就此而言，京都議定書的命運已顯而易見。很多人說京都議定書已經名存實亡，甚至幾年前就有這樣的斷言。筆者從2003 年開始關注氣候變化談判，也經歷了京都議定書上上下下的跌宕起伏。客觀而論，京都議定書雖然還有很多待完善的機制問題，但是從保護環境和促進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講（能源安全固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驅動因素，但在可再生能源產業啟動初期，氣候變化是另一個不容小覷的重要驅動力，而氣候變化催生的碳市場更成為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另一個推動力），一個具有完備的遵約履約機制和國際約束力的國際法律是最好的工具。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國際社會這樣的嘗試還未出現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