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候選人在大選中的強硬立場，未必就會成為當選后的政策。例如，持反對共產主義立場的尼克松，當選總統后卻實現對中國的“破冰之旅”；大選中攻擊老布什“縱容”中國的克林頓，在其任上同意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地位。2003年，老布什在一次演講中說：“與中國的關系也許是美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因為這關系到我們的子孫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關系看得如此重要一點都不為過。我們不愿把中國‘制造’成敵人。美中兩國可以在許多方面開展建設性合作。有些時候，中國人似乎有點難對付，他們有時也會覺得我們很難對付。”
　　迥異的歷史經驗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同宗同源，歐洲人在北美東北部定居的開端大致相當于中國清朝的開元。
　　兩個大洋將美國與193個外國中的191個分隔開。美國北部邊界自1812年以來一直保持和平，南部邊界1848年以來基本也是和平的。自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的《巴黎條約》簽署以來的229年里，外國軍隊只有兩次襲擊美國領土，而且都在最外圍地帶。
　　五千年文明史給中國人帶來了光榮與自豪，可近代歷史卻令中國人不堪回首。19世紀下半葉，美國因工業革命而實力迅速壯大，并積極拓展對外影響力。當世界列強開始瓜分中國之時，美國還只是個小字輩，卻也垂涎歐洲“老大哥”在華所得，要求清政府給予美國同樣的優待。兩次世界大戰造就了一個強大的美國。強大的美國同羸弱的中國的關系在一段時間里受到了中國抗日戰爭和內戰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關系在官方場合就是——沒有關系。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接觸至今不過40年（1972年至2012年）；雙方相互承認，建立外交關系只有33年（1979年至2012年）。雙邊關系雖然歷史短暫，卻經歷了太多的風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時，互不信任與誤會重重；地理上的遙遠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異，屢屢造成溝通失當。純粹地理上的遙遠并不一定是友好關系的障礙（美國同歐洲盟友也相距甚遠），但文化和傳統的差異有時會導致彼此對對方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種幻想非但不能彌合業已存在的差異，可能還會使彼此有些失望。
　　19世紀中期，大批華人在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抵達美國西海岸。吃苦耐勞、不計報酬的華人苦力極大地沖擊了就業市場，加上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后出現的經濟蕭條，華人首當其沖受到暴力排擠甚至虐殺。華人被貼上“無知、狡詐、骯臟、迷信”的標簽，他們聚居的唐人街一度被視為罪惡和墮落的代名詞。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限制特定族裔移民美國的法律——排華法案。
　　過去兩個多世紀里，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在愛與恨之間搖擺——既是馬可•波羅和賽珍珠筆下的神奇之地，又是鐵騎、暴徒、“黃禍”之國。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中的英雄倏然變成50年代的極權者、60年代的激進者、70年代的無產者、80年代的改革者……
　　中美兩國位于不同大陸，都地域面積廣闊，且自然資源豐富。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認為，這樣的大國易于自認為正確，覺得自己最有造福天下的使命感。盡管有相似之處，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巨大差異使兩國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和社會心理。
　　如何脫離博弈困境
　　半個多世紀前，美國《時代》雜志創辦人亨利•盧斯在《時代》社論中首次提到了“美國的世紀”。他堅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得到一個“黃金機會”去“承擔領導世界的使命”。盧斯呼吁美國民眾支持羅斯福總統去完成威爾遜總統未竟的事業。他說：“美國人應該全心全意地擔負起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國家的職責和使命。”盧斯的理念成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理念。追求超強國力從此成為美國內政外交的信條，構成了二戰后美國倡導的國際關系基礎——“美國治下的和平”。
　　美國人其實最講意識形態且根深蒂固，也不會因為別人而放棄自己的意識形態。冷戰結束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斗爭的結束。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的現實是：當不同意識形態國家的利益趨于一致時，合作面大一些；當國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矛盾凸現時，發生沖突的機會就很大。道義上的優越感使一些美國人（尤其政客）樂于把美國與別國的利益紛爭詮釋為“為了自由和民主而戰”。因而，不管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種決定，多數美國人都覺得是正義的。
　　產生道義優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美國人認為其國內政治體系和代表議會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權主義或利益壟斷的弊病；二、經濟、軍事實力客觀上賦予美國影響世界的能力，許多美國人骨子里有揮之不去的要將世界變得像美國一樣的信念；三、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優越感使許多美國人覺得，獨特的生存環境和教育環境決定了他們就是世界的典范。在此思維定式下，美國人總愛說教，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的說來，美國人對中國知之甚少。構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基，無疑是脆弱的。